台灣股疯:一場东亚模式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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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19年，全球股市迎来一波强力拉升。在我A股民醉心于炒作工業大麻、邊缘计算等题材之际，台灣加权指数也悄然重回万點大關。相比于大陆投資機構和媒體的群情亢奋，宝岛台灣的同胞股民们似乎显得云淡风轻。

如今的台灣股市成熟稳重，外資持股占比超過40%，但這般岁月静好的模样，却是由當年無数血汗和金錢浇灌而来。

三十年前，台灣社會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與群众癫狂，演绎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股市行為艺術，5年25倍的指数狂飙和8個月暴跌80%的魔幻现实，令對岸的A股相形见绌。三十年過去了，台灣加权指数至今仍未突破當年12682的最高點。

昔日遍布台灣岛大街小巷的券商营業部，如今早已物是人非。用来解释那場史無前例的孤岛疯狂的，不應该只有贪婪、從众、失智這些庸俗名词，還應该有东亚模式、產業升级、蒙代尔三角、資產负债表衰退等宏觀经济的隐喻。

昔日彼岸的大众癫狂，亦為今日此岸的覆車殷鉴。

1.  奠基

一生推崇慎独自省的蒋介石，對内战的溃败感到羞愧难當，他将自己的反思與总结陆续写進日记的《反省录》中。外交稚拙、军事涣散、党争倾轧，都被視為内战失败的關键所在，而真正讓蒋介石如鲠在喉的，则是“误用宋子文一人”，最终招致金融、经济的全面崩溃[1]。

“以民生為基础，亡羊补牢”成為退守台灣後，蒋介石的执政思路，他要以“政治经济成果為反攻大陆恢复民國之基本武器”。

國民党撤至台灣後，长期的党争偃旗息鼓：桂系阎系全無根基、政治系分崩离析、CC系黯然失意，昔日掣肘的党内元老死的死，降的降，退的退，蒋介石终于等来了對党政進行彻底改造的契機，通過政治清洗和组织重建，台灣经济全面改革的人才制度基础逐步奠定。

改革的第一位關键人物是陈诚。這位黄埔系出身的将军，历经北伐抗战，既有杀伐决断的果敢，也有從善如流的氣度，更难得的是清廉自律，因此虽然打仗水平一般，但仍然深得蒋校长信任。1949年初，陈诚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為國民政府铺设後路。

彼时台灣仍处于落後的租佃农業社會，全岛农業人口占比超過60%。绝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农户平均承担70%的佃租，劳作辛苦，生活困难。参加過数次剿共的陈诚深知农民問题的重要性，他推出了三七五减租政策。即强制要求农户的承租田赋不得超過总收成的37.5%。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推廣立即取得了成效，农民们的生活条件大為提高，大米產量也随之上升，這坚定了陈诚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改善民生的决心。1950年3月陈诚正式出任台灣“行政院长”後，顶住台灣地方士绅的反對，强行推進土改，打响了台灣经济改革的第一枪。

台灣版的土改分為两個步骤：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

公地放领，指的是农户只需缴纳十年的田赋，就可以從當局手中领取土地，台灣约有六分之一的人口受惠，陈诚也因此受到台灣百姓的拥戴，被亲切的称為陈诚伯。但政府手中的土地毕竟有限，大部分土地還是在大地主手中，土改的第二阶段，就是直接向地主征收土地。

當时不少官员主张强征，但陈诚還是主张保障地主利益，他創造性地采纳了技術官僚的意见：用國营企業的股票和發行债券的方式從地主手中换地。這一方案相當于将國营企業私有化，违反了“三民主义”中“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原则，遭到党内的强烈反對。

在蒋介石的坚定支持下，陈诚强力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府用十年期年息4%的债券和台灣水泥、台灣纸業、台灣农林、台灣工矿四家最优质國企的股票從地主手中回收土地，再转售给當地的农民。1953年“耕者有其田”政策顺利完成，台灣從小农经济迈向工業化。



陈诚、宋美龄、胡适視察农田，1953年，中國台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岸同时在進行着土改，截然相反的方式令历史的长河在這里分岔。

在工商業不發达的台灣，股票是個陌生的概念。不少地主深感吃亏，甚至将股票以三折價格出售。但也有部分地主通過股票建立起對工業的認识，投身產業。汪辜會谈的倡议者辜振甫，家族本就是鹿港的大地主，在土改後逐渐成為台灣水泥的大股东，奠定了台灣一代巨贾的地位。

從大陆带来的黄金和美國的慷慨援助，成為台灣工業化的启動資金。但在走向现代化之前，台灣人民也需要一場真理标准問题大讨论。

土地改革将國企私有化掀起了全岛大讨论：计划经济還是市場经济？國营企業還是民营企業？台灣经济到底怎么走？立法委员會和一些三民主义學者，坚信计划经济是民生主义的要义所在；改革派和经济學家则相信，民营企業可以释放社會活力，自由经济更能够促進社會發展。

1953年的這場大辩论與二十五年後大陆的那場风暴遥相呼應，思想的解放從来都是發展的前提。

在台灣经济改革的总設計師尹仲容和體制改革的总倒逼師美國的力挺下，台灣民营经济開始异军突起。时任台灣“财政部长”尹仲容四处奔走，呼吁改革，用管制的手段来推進去管制化。美方则動辄以切断援助為要挟，将市場经济、现代化管理等資本主义理念灌输给台灣官员。

最典型的案例是台灣试圖扶持塑料工業时，原本准备扶持國企台灣碱業，美方坚持反對，要求選民营企業。尹仲容顺着台灣银行的客户数据，找到了账户里有500万台币存款的王永庆。王永庆颇有胆识，一口答應下来，走出尹仲容辦公室才拉着專家問[1]：“Plastic是個什么东西？”

伴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化，外贸管制放松，國企有序退出，台灣经济開始迎来腾飞，台塑集團、新竹玻璃等一批民营企業逐渐成长為世界级的卓越公司。

進入六七十年代，在人力和制度的双重加持下，台灣轻工業高速崛起，進入進口替代时期。1971年台灣消除了贸易赤字，成為贸易顺差地區，变身外向出口型经济。跻身亚洲四小龙後，台灣又实施“十大建设项目”，兴建了铁路電氣化、核能發電廠、高雄化工等项目，解决了發展瓶颈。



街头景象，1972年，台北市

台灣社會蓬勃的朝氣，吸引了大批人才回流台灣，许多华裔工程師從美國顶级公司和高校返回台灣。张忠谋等日後台灣经济的股肱之才在八十年代陆续返台，工程師红利成為台灣经济發展的二级動力。

從1951年到1985年，台灣GDP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0%，外汇储备一度仅次于日本。强劲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貨币投放量的暴涨，1985~1987年三年間台灣的M2 增长率分别高达 51.42%、37.82%和24.44%。

经济繁荣，企業不吝于用高额薪水激励员工，台灣民众收入水涨船高。從1981年到1985年，全岛存款总余额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2%，到1986年末，台灣國民总储蓄达到3万亿新台币，占國民生產总值38.5%。這意味着任何資產一旦迎来“存款搬家”，就必然會迎来價格暴涨。

社會投機风氣盛行，六合彩、大乐透等地下赌博猖獗，根据佛堂香灰“提示”買彩票成為时尚；地價一度飙涨10倍以上，抗议高房價的“無壳蜗牛”游行，在房價最高的忠孝路高呼“我们都是中產阶级”。但這一切，都只不過是台灣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狂野的創富游戏的前奏。

经济的高增长、泛滥的流動性、尚未成熟的监管，台灣股市最绚烂的演出终于拉開了序幕。

2.  起航

台灣的和平土改，為股票交易埋下了伏笔：地主们依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获得了大量股票和债券，這些证券亟需交易，代為買卖的中介公司應运而生。在美國專家的指导下，台灣當局启動筹备统一集中的证券交易市場。1962年2月9日，台灣交易所正式對外营業。

尽管台灣经济開始起飞，但股市在相當长的时間里都是一潭死水。最初的十年里，上市公司都没有超過50家，常常出现记者伙同大股东發布虚假利好、提前布局老鼠仓的股市黑幕。尽管台灣同胞没有發明“韭菜”這個词，但在當时，炒股等于被收智商税成為投資者的共识。

1985年，商業集團國泰旗下的存貸单位發生挤兑，引發了台灣金融機構的信用危機。台灣加权指数暴跌至636點，意味着台灣股市在八年内原地踏步，人们對股市更加意兴阑珊。然而這一年發生的另外两件事，却無形中奠定了大牛市的基础：廣場协议的签订和電脑交易系统的引入。

廣場协议揭開了日元大幅升值的序幕，而同样是外向型出口经济结構的台灣，也在美國的强大压力下開启了貨币升值通道。尽管此时台灣還没有完全放開外汇管制，但跟日本一样，國际热錢對于這片经济過热的沃土已然垂涎三尺，海外資金通過各種途径開始不断流入台灣。

1987年7月，台灣當局正式宣布取消外汇管制，這一试圖與香港、东京争夺亚太金融中心的政策，讓原本就汹涌而来的國际热錢更加澎湃。

台灣交易所此前一直采用人工报单撮合交易制度，伴随着海归的青年才俊们逐渐走向前台，证券交易信息化被提上日程。1984年台灣交易所從美國引進了當时最先進的天腾核心处理器，隔年電脑交易系统被全面推廣，台交所的证券处理能力一步跨越到世界领先水平。

股市往往在熊市最低迷的时候，做好了上涨的一切准备，只不過很少有人會察觉到這些细微的变化。

1986年上半年，股市悄然反弹，台灣加权指数第一次站上了1000點大關，不過對于這個一度疏离主流視線的投資品種，全岛投資者将信将疑。但所谓的牛市，就是涨到你相信。随着增量資金的逐渐入場，指数横盘半年後，進入了加速上行期，涨幅空前。

暴风骤雨式的上涨刺激着每個投機者躁動的心，新開户数量激增，台灣股市進入了大散户时代。坐拥資金优势的大户翻云覆雨，當时涌现出所谓“四大天王”的庄家，一旦某只股票被他们染指，就必然被热炒。這與如今A股股民在龙虎榜中寻找赵老哥、章建平的踪迹何其相似。

部分有识之士已经逐渐意识到股市畸形上涨将带来危害，台灣《证券交易法》的撰写人余雪明，在股指1600點左右就频繁亮相媒體，指出當前指数已处高位，再涨就不合理了。余雪明這样的老學究显然缺乏想象力，被當时新入市的投資者嘲笑是吃不到葡萄倒说葡萄酸[2]。

推崇自由经济的台灣地區政府與股市投資者之間博弈又共融的微妙關系逐渐形成。面對市場暴涨，當局從價值觀上認為這是市場行為，無需過多干涉，但又深感其中酝酿着难以预计的风险。各部門之間常常出现政策上的摇摆，這種不确定性导致原本就不稳定的市場更加暴涨暴跌。

1987年9月29日，“行政院长”俞國华在接受立委质询时，言之凿凿地声称[3]“股票市場是民間買卖行為，政府不能干预。”酣战正嗨的股民闻言拍手称快，两天後就拉出了新高4673點。此时距离1985年636點的最低位，只過去26個月。两年七倍的行情，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赚錢效應。

不過政策朝令夕改，似乎是证券监管部門的共同爱好。两岸股市挨的闷棍，從来都是出乎意料。

在指数創出新高後的那個周末，主管打击社會重大案件的调查局進驻台灣各大证券公司总部，约谈领导和業務骨干，来势汹汹，宗旨只有一条：股市不能再這样涨下去。调查局台北分局的官员在接受媒體采访时，毫不讳言地答道[3]：“這样做就是因為股價太高了！”

带着手铐来的强力监管，直接导致了股市崩盘，台灣加权指数在十個交易日内大跌25%。屋漏偏逢连夜雨，市場刚反弹了两天，就迎来了1987年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一天重挫22.6%，本已跌得奄奄一息的台灣市場变本加厉，指数直接腰斩，一度跌至2297點。

通常来讲，股市暴跌會讓投資者变得理性，但两岸三地的同胞拥有许多共同的美德，比如勤劳勇敢、善良智慧，以及在股市上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力。

3.  冲锋

對于台灣股市来说，强劲经济增长，充沛的流動性，天量的海外热錢，這些牛市的基础并没有因為监管的介入而改变。食髓知味的台灣股民们面對暴跌的股市，反而有種“终于能上車了”的感觉。而随着风靡台灣的官辦博彩“爱國奖券”停售，投機者再度把目光投向股市。



抗议“爱國奖券”停售的人群，1988年，中國台灣

1988年1月13日，蒋经國逝世，时代掀開了新的篇章，股市也起死回生。

暴跌的阴霾還未远去，但股指已開始向上攀升。整個台灣區區两百只股票，在汹涌的買盘面前犹如浮萍。1988年6月的第一個周，市場突破前期最高點4673。在短短八個月内，整個市場历经了腰斩和再創新高。股市的氣势如虹吸引了整個宝岛的注意力，新的人潮和錢潮又開始疯狂涌来。

1988年6月，整個台灣地區活跃的证券账户才不到70万，而到了年底，這一数据已经达到了160万[2]。

证券公司成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各大利益集團對券商牌照虎視眈眈。立法委员會在大公司的授意下取消了券商许可证制度，從繁荣的台北、高雄到偏远的竹北、花东，证券公司如同雨後春笋般骤然間遍布街头巷尾，醫院、大學、旅游景區都有專門的網點。

券商经纪人成為抢手的人才，薪資惊人，這其中自然也是鱼龙混杂，甚至一個在台北券商看過几年大門的屌丝，成功混進一家台中券商担任总裁，被公司上下吹嘘。总之當时许多心思活络的社會青年都當過股票经纪人，综艺一哥吴宗宪走红前，就在证券公司做销售。

為了抢夺大户資源，经纪人们無所不用其极。时有经纪人在夜总會為客户叫100個小姐的钟、開100瓶XO的夸张新闻傳出，刺激着民众的神经，顺便通過這種手段為自己打廣告，招揽客户。树大招风，券商高管被黑帮視為勒索的重點對象，有一段时間防弹衣在证券公司热销[3]。

券商营業部同样為投資者提供了無微不至的服務，交易大厅用一排排屏幕滚動播放股價，投資者随时可以用電脑下单。面對這場泼天富贵，清潔工、服務员、大學生……整個台灣社會都被卷入其中，证券公司贩卖汽水、零食，甚至還提供早餐。還有的為了方便妇女，请了保姆来帮忙照顾小孩。



围在交易柜台前的股民，1988，中國台灣

汽車公司和奢侈品店也纷纷在热門的营業部旁驻點，毕竟這时投資者的口袋里有的是錢。拥挤的人群往往将营業部围的水泄不通，一栋楼里只要有券商营業部，電梯就堵的不得安宁，全楼都會怨声载道。

抱着一夜暴富心态走進股市的赌徒们缺乏最基本的投資常识，他们對公司财務和经济概念毫不關心。只期待買入的股票快速上涨，好赚錢潇洒。股票價格脱离企業基本面的暴涨，成為击鼓傳花的筹码。整個台灣陷入一種纸醉金迷之中，男人们早上買股票，晚上“三温暖”，女人则流连KTV和購物廣場。

拜佛求票成為常态，也不管菩萨是否懂得如何炒股。股票代码里含8就容易上涨，因為吉利。買入股票的理由千奇百怪：有妇女梦见老公在夜总會被三個美女包围，買入三香公司；還有人在電視采访中表示看好旅游業發展買入太鲁阁（台灣著名景點），其实這是一家小纺织公司[2]。

這種看好5G就買东方通信式的勇悍，带来的就是整個市場鸡飞狗跳。垃圾股暴涨，而像台塑、统一這样的稳健蓝筹则不動如山。市場的火热進一步刺激着穷困人士的神经，少女做小姐积攒本金，男孩闯荡黑社會以求内幕消息成為常态，笑贫不笑娼成為這個錢淹脚目时代的宣言。

1988年6月9日指数突破5000點，7月突破6000點，8月站上了8000點。

股市如同脱缰野马，面對這種失控的行情，时任台灣中央银行行长的张继正痛斥股市是“赌場，吃人的世界”[3]，這與吴敬琏老先生對A股的评價殊途同归。张继正等技術官僚们對股市疯涨充满了担忧。但许多政客却试圖贪天功為己有，他们试圖将股市的暴涨與自己联系在一起。

克林顿的财长鲁宾曾告诫总统：“千万别用股市的上涨去向民众邀功，因為它還會再跌下去。”台灣的政客们并不懂這一點，面對民進党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國民党官员打出了“丰厚的利润，伟大的繁荣”的竞選口号。而民進党也不甘落後，創始人之一朱高正就声称股市将突破15000點。

台灣投資者相信，股市上涨是政府意志，股市永远涨，這是一場不會停止的舞會，倘若有人来打扰，沉浸在欢愉里的民众就會勃然大怒。

曾在台灣大學任经济學教授的“财政部长”郭婉容决意打压股市，方法是對证券交易所得税動刀。1988年9月，刚刚上任三個月的郭婉容在没有與媒體通氣的情况下，悍然召開新闻發布會，宣布将恢复對散户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出售股票市值超過300万元就需要缴税。

一石激起千重浪，处于8800點高位的股票市場本就十分脆弱，投機者每天都在见顶和新高之間犹疑，超级利空自然會引發大崩盘。從9月24日到10月21日，指数连续十八個交易日無量跌停（當时跌停幅度是3%），跌幅达到37%，日成交额從700亿台币骤减到10亿。

未经仔细研究就贸然推出政策，進而导致股灾，肖主席和郭财长大概有很多经验可以交流。

愤怒的投資者走上街头，向政府讨要说法。在台北，700多名投資者将财政部围了個水泄不通，辱骂郭婉容；有抗议者當街為民進党募捐，希望借此来激起國民党的重視，政府不得不妥协。國民党主席李登辉向媒體承诺：“要造個大利多，要银行入場，一定有效果。”



投資者抗议郭婉容新政，1988，中國台灣

狭裹民意者必定會被民意反噬，将股市繁荣視為最好竞選廣告的國民党，反而因股市的暴跌被動摇了执政根基。

最高层做出了指示，救市成了當務之急。10月22日，台交所总经理赵孝风召集當时市場上具有声望的資金方在台北来来饭店喝早茶，當时四大天王中的“多头总司令”雷伯龙、“独行侠”沈庆京、“阿不拉”游淮银和低调的邱明宏四位大佬都表示愿意协助政府救市。

消息通過各券商营業部散發出去後，周一開盘市場應声反弹。暴跌之後的反弹也是凶猛异常，一個月内指数大涨20%，且成交量創出新高。但许多大資金已经明白大势已去，在市場强力反弹的高位抽身离去。沈庆京就是经此一役明白股市已经被绑架，决意离開這個市場。

這轮股灾毕竟重挫了投資者，反弹最终力竭而衰，11月指数再度掉头向下。通常第一波暴跌都是無量跌停，投資者来不及交易，反弹後损失反而不大。但第二波带量下杀，讓许多抄底者再度套牢，形成多杀多。最终股市創出新低跌破5000點。這與2015年A股的暴跌如出一辙。

股市泡沫将人性扭曲的愚昧又贪婪，群體行為的低智和狂热注定了乌合之众难以被行政手段驾驭。郭婉容的征税提案捅破了泡沫，後来再谈及股市就少了几分底氣。她的女兒刘忆如後来成為台灣第二位女性财长，也因证券所得税的問题引起非议，台灣股民咒骂她们是“超杀母女”。

力挺自由经济的台灣行政院长俞國华在股灾發生後，一反常态的為财长辩護：“股市狂飙，本来就是不正常理角，若狂飙到1万2千點，到时候猛跌，投資人受害更加严重！”他觉得经過大调整之後，跌破5000點的股市不會再有大的危险了。

這位经历過西安事变的财税重臣万万不會想到，台灣股市将迎来最後的超级疯狂，牛市就此终结？台灣人民不答應。

4.  高潮

1989年2月，三個台灣學生男孩组成的偶像團體發布了一首最新单曲，叫做《青苹果乐园》。

這首歌甫一推出，就被全亚洲的青少年们疯狂傳唱。小虎队當年的影响力，比如今的TFboys有過之而無不及。1989年也是台灣经济的全盛时代，台塑如日中天，新竹科技园蒸蒸日上，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灣，似乎并没有因為1988年的股市暴跌而陷入经济衰退。

但盛世下滋生的阴影，從来都是最终埋葬繁荣的罪魁祸首。

此前股市源源不断的增量資金，主要来自遍布大街小巷的地下投資公司，他们存在的土壤是當时台灣金融监管對于存款的定义含糊不清。泛滥的流動性催生了這些实质是旁氏的集資機構，他们通常以4%~10%的月利率（年化收益60%~300%）向老百姓募資，然後用新投資者的錢支付利息。

這種明火执仗的骗局在朝氣蓬勃的社會里总是显得合情合理，组织者骑虎难下，投機者趋之若鹜，最後一地鸡毛，有的时候实在令人恍惚，不知谁才是受害者。

這些成本高企的資金迫切需要一個赚大錢的投資渠道，好讓他们难以為继的骗局显得可靠。流動性充沛、容易操控的股票市場是這些赌徒们的天堂，在经历了1988年的暴跌後，市場再度一步三摇的站了起来，這轮牛市發起了最後的冲击。

行情状若疯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凶猛，短短几年間就经历了两轮牛熊的投機者已经對這種博傻式的赌博非常熟练。指数在短短半年内，就從4873的低點实现翻倍，市場迅速站上了10000點的大關，投資者们纷纷在交易大厅開香槟庆祝。



台灣股民庆祝指数突破10000點，1989，中國台灣

巨大的赚錢效應，吸引着更多普通老百姓跑步入場。到1989年四季度时，活跃账户数已高达400万，對仅有2000万人口的台灣而言，這是真正的全民皆股时代。各阶层都無心工作，沉迷其中，公務员要等休市才工作，教師要開着收音機上课，家庭妇女挎着菜篮走進券商营業部。

股票飙涨使得整個社會跨入消费升级。以1.5万一客鲍鱼闻名的新同乐餐厅和3.6万一客熊掌出彩的陶陶餐厅，都成了工薪阶层日常光顾的網红美食；二十多岁的小年轻日常娱乐就是前往購物天堂香港購買價值数十万的名牌；酒店侍從拿到的小费更是動辄五万、十万。

那位组织救市的台交所总经理赵孝风年终奖拿了一千万，這相當于普通工人500個月的工資[2]。後来SHE中的Ella跟赵孝风兒子谈恋爱，台灣媒體還声称Ella是想嫁入豪門。

随便買随便赚的股市，用扔飞镖選股都能取得平均每個月8.5%的回报，交投空前活跃，巅峰时期每天成交额76亿美元，是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的总和。整個市場换手率高的令人瞠目结舌，當然，台灣股市即便是在最躁動的阶段，换手率也只能和如今A股打個平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當时有一個投資者在一年内交易了120亿元，成交了6万多笔，交易记录打出来有近一米高[2]。全市場都在拼命的買進卖出赚取差價，没人關心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比如只有一艘破船的易航公司，股價從一块六毛七被爆炒至200元；运营一家動物园和一家宾馆的六福發展，市值一度高达8.3亿美元，超過當时世界上顶级五星酒店集團。

投機者一邊在坟場走夜路，一邊给自己壮胆，编出了很多市場就應该這么贵的理由。常见的逻辑是台灣经济繁荣，估值就應该高；上市公司持有许多土地和其他公司股票，需要資產重估；海外热錢流入，資金非常充足。概括起来就是我们台灣與世界上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

當时整個市場的平均市盈率高达100，股王國泰人寿的市盈率一度高达153，股價一度达到1975元，買一张股票就要200万，足够買一間房。更為夸张的是中國國际商業银行，這家指数权重股的市場流通额非常小，遭到資金爆炒，总市值一度超過美國五大行的总和，尽管利润只是它们的零头。

這與2015年中國中車市值超過空客和波音总和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妙。两岸同胞在炒股方面的想象力，充分证明了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對股市遭到肆無忌惮的爆炒，官员们這下都選择明哲保身，不愿多管闲事。财长郭婉容在前往给蒋氏父子扫墓时，被记者提問對股市的看法，下意识的回答道“10000點已经不低了”，但想到交易所得税的前車之鉴，又赶紧将记者叫回来补充到“當然一万點也不高。”

然而看似连天空都不是极限的台灣牛市在進入1990年後，已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新年伊始，同样牛氣冲天的日本股市因為加息而開始暴跌，同年海湾战争打响，全球通胀预期骤起，热錢不在流入新兴市場。與此同时，台币的升值開始告一段落，貨币政策的收紧使得資金面也突然变得不那么宽裕。

直接导致牛市崩溃的，则是當时最大的地下投資公司鸿源的倒闭。鸿源雇佣员工达7000多人，吸纳了20万人的存款，总额高达74亿美元，控股十多家上市公司。這家以退伍军人和黑帮起家的地下经营公司，在投資者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董事长沈长声更是被視為“经营之神、密宗使者、大善人”三位一體的神明。

投資者们将全部身家都投資到鸿源，每個月领取高达4%的利息。他们還創作了诗歌《那只舍不得吃的鸡腿》，讲述投資鸿源前连鸡腿都吃不起，现在天天山珍海味，家里有鸡腿也没人吃了，表达對沈长声赐福的感激。每次鸿源的投資者大會都像是演唱會，1988年的大會甚至還因為有人放烟火将台北中华體育馆给烧了。

1989年的7月台灣颁布了更為严厉的银行法，鸿源旁氏骗局的真相逐渐被揭穿。股票市場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資金来自地下錢庄，炒股人高度關注着鸿源的一举一動，11月27日，傳出其創始人之一的刘铁球在狂饮20瓶白兰地後英年早逝的消息，當天指数就暴跌5.7%。

信任危機一旦產生，挤兑就是不可避免的。沈长声的魔力消失了，变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骗子，有公司财務人员称他转移了4000万美元到海外。無数投資者一夜之間变成了穷光蛋，鸿源的倒闭形成连锁效應，全岛两百多家地下錢庄陆续破產，這成為推倒台灣股市的最後一根稻草。

台灣加权指数在2月創下12682的历史最高點後，转头向下，一泄如注。几乎呈垂直暴跌，在短短八個月内跌去1万點，1500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全岛投資者损失惨重，多头总司令雷伯龙更是在不断的抄底中亏掉100亿台币，直接破產。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暴跌，逼得连离開夜总會的小姐都回去上班了。

在這場市場见到最低點2485後的10個月，海峡對岸的沪深交易所正式成立了，一代赛一代，都是接力赛，轮到大陆選手上場的时間，终于到了。

5.  终章

2008年，當年受益于台灣土改的鹿港辜家的一位後代辜朝明 ，撰写了《大衰退》一书，提出了“資產负债表衰退”的概念，较好地解释了日本泡沫破灭後的“失去的二十年”。

但跟日本在資產泡沫破灭後陷入漫长的衰退不同，台灣经济在90年代却更上一层楼：以半导體、精密機械為代表的高兴技術產業逐渐取代了此前服饰、纺织等劳動密集型產業，成為社會新的發展動能，涌现出威盛、台积電、鸿海精密等一批具有國际竞争力的企業，经济转型成功。

股票市場经历了阵痛後，也開始砺精圖治，1990年底放開了QFII的投資限制，外資開始成為台灣股市的重要有生力量。台灣機電指数在外資的加持下，走出一波轰轰烈烈的大牛市。台灣股市成為半导體行業發展的助理之一，大牛股台积電70%的股权都掌握在外資手中。

從1989年到1998年，台灣经济又经历了十年的繁荣。1990年代前半叶，台灣GDP一度高达大陆的45%。

1998年台北101大厦的動工，本以為是台灣走向崭新未来的開始，谁知却成為一道分水岭，见证了台灣经济的衰退。已经不再有人记得台灣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GDP目前也只有大陆的4%左右，在各省中只能排第8。在大陆嘲讽台灣的茶叶蛋笑话的语境里，不能不说是一種悲哀。

台灣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年轻人背负的巨大压力或许是其中一环。1998年一個台灣工科博士不務正業的用“痞子蔡”的笔名写下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成為大陆網络小说的第一代记忆，也宣告着台灣“闷时代”青年的横空出世。

以劳動密集型產業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過政府主导的產業升级实现弯道超車，這種模式被称為“东亚模式”。這種独有的發展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節節升高的居民储蓄、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避無可避的資產泡沫、以及無法提振的生育率。

东亚這片富饶的沃土，拥有全世界几乎最勤劳的居民，也有着全世界最艰难的生存模式，這一切似乎都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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